2009年11月29日，一張病床上，一個插著管子，瀕臨病危的老太太，對著電話，一遍又一遍地喊著：「強強，你回來啊，媽媽想你！」
然而，電話那頭卻只匆忙地說了一句「別再給我打電話了」就掛掉了。
電話中那個冷漠的孩子叫王永強，他是北大的博士后，高知中的頂流。然而，他在人生得意之后，卻與家人斬斷一切聯系，獨自在美國過起了悠哉的小日子。
絕望之下，病重的母親，通過輿論，找到了王永強。但王永強的態度強硬：不必見，也不必追。
是什麼仇恨，讓一個深受中國孝道洗禮的知識分子，罔顧倫常，對垂死[呻·吟]的母親不聞不顧？
對此，王永強只用了一句話做總結：「清官難斷家務事。」
原來，一個家，涼薄起來，冰冷刺骨，弗如路人。
1969年，王永強出生在江蘇常州的一個小村子里。
他的家庭不僅窮，還很難。父親靠賣老鼠藥維持家庭日常，母親靠種菜貼補家用，姐姐早早地嫁人了，而哥哥患有小兒麻痹，還來不及長大就癱在床上。
所以，王永強的人生，從一開始，就充滿使命。
在王永強的記憶里，窮和冷幾乎橫跨了他的整個童年。
他沒有穿過新衣服，衣服都是東拾一件，西撿一件。他沒有吃過什麼零食，兩毛錢一包的方便面就是他吃過的最高檔的零食。
他也沒有體會過細膩的愛和所謂的安全感。因為父母要對抗貧困，照顧哥哥，他們沒有時間對一個渴望愛的孩子表達情感。
所以，王永強就像疾風中的草芥，仿佛只有拼命搖曳，才能被察覺。
在家里，他把家務操持得井井有條。在學校里，他努力學習，用一張一張的獎狀來強調自己的存在。和同學相處，他懂得察言觀色，搶著做值日，給同學講題。
他活得小心翼翼。因為，他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就會失去求學的機會。
可該來的，還是來了。
小學畢業的那一年，父母對他說：「強強，咱不讀了，咱讀不起了。」
在農村人的認知里，孩子能識幾個字，就夠用了。
但王永強知道，一旦不讀書了，人生也就一眼望到頭了。他想踮起腳，去看看有斑馬線和公交車的大城市。
所以，王永強半天不說話，幾乎把頭埋進了脖子里，最終，他噙著淚水，近乎哀求地說：「讓我讀到國中畢業吧，你們出學費，其他的，我自己想辦法。」
之后，王永強就成了「撿漏王」，他撿別人扔掉的鉛筆頭，沒寫完的本子，還有各種瓶瓶罐罐。能用的用，能賣的賣。
每個星期，王永強要背上十幾斤的糧食，走兩三萬步，去鎮上的中學，只為省下五六毛錢的車費。
終于，他又成功地在學習的路上走了三年。畢業一天天臨近，輟學的日子也一步步走到跟前。
「強強，咱真不能再讀了。你看鄰居家的亮亮都給家里掙好幾年的錢了。」
同樣的話，王永強已經第二次聽了。
但王永強已經嘗到了學習的甜，他沒辦法停下來去吃生活的苦。
「可是，我不甘心，求求你們讓我讀吧，學費我也不讓你們出了。」
這個看似平常的要求，在力不從心的父母眼里卻是無理取鬧。
為了求學，王永強不吃不喝，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想要讓家人真正地逃離貧困，學習才是王道。
父母罵他自私，卻又無計可施。
1987年，王永強和父母在一次又一次的拉鋸戰中最終站到了蘇州大學的門口。
好在，那個時代拉了王永強一把。他一個學期只需要掏四塊錢的學費，每個月卻可以領到17塊錢的生活補助。
17塊錢，一個月可以養活兩個人。
就是這17塊錢，在王永強父母那里買了個心安，王永強答應，每個月一分不少地把這17塊錢寄回家。
就這樣，王永強逆著風一步一步地走進大學。
寒門出貴子，而貴子的義務就是照料整個寒門。
上了大學的王永強，在父母的眼中，就是一棵大樹，他們不在乎他長得高不高，也不關心他撐得累不累，他們只盼著他早點給家里掙錢。
而王永強在學校里，就像一只陀螺，超負荷運轉。他幾乎將所有碎片化的時間都用來學習和打零工。
早上四點多，他要爬起來，去學校門口的包子鋪打雜，按次計算，他一次可以賺三毛錢外加兩個包子。中午，他在食堂收盤子。只管吃，沒有額外收入。晚上，他幫同學打開水，賺跑腿費，一毛錢跑兩次。
他一個人活出了幾個人的兵荒馬亂。這些雜活雖然辛苦，但解決了溫飽問題。刨去開支，王永強就把多余的錢連同補助一起寄回家里。
他往家寄得越多，父母就越缺錢。他們以為王永強賺錢很容易，生活費不夠，找王永強要，隨禮沒錢，找王永強要，大兒子看病吃藥的費用，找王永強要。
但他們并不知道，王永強連一張集體照都舍不得拍，一頓自助餐都不舍得吃。
王永強就如同一個賺錢的工具人，在奔忙的路上只顧著家人，看不見自己。
后來，王永強聽說研究生的補助有72塊錢。他就開始利用晚上的時間瘋狂學習。
之后，他順利地考上了研究生，在拿到補助的第一個月，他去給自己買了一件同學們都有的白襯衫，放在手里摸了又摸。那個時刻，王永強覺得，自己的努力充滿意義。
由于研究生的學業很緊湊，王永強根本沒有多余的時間去打散工。
于是，他就沒有告訴家人補助的事情，而是將每月72塊錢的補助一部分寄回家，一部分留下支撐生活。
但不知道父母從哪里知道了這件事，他們鬧到了學校，對王永強一通大罵，罵他在學校吃好穿好，卻不管家人，還在同學面前各種揭他的短，撕爛了他的白襯衫。
王永強雖窮，但自尊心卻很強。當他的體面，他的倔強在同學面前被擊得粉碎時，他從心底升起一股子無奈和怨氣。
他的舍友說：「那天晚上，王永強蒙著被子哭了」。
那應該是一種「樊勝美」式的淚水。
上學這條路，對于王永強來說，靈魂是歡喜的，但身體卻是疲憊的。可他不敢回頭，因為他的身后空無一人。
更何況，窮不可怕，可怕的是以窮為名義實施的各種綁架。
自此以后，王永強的父母不僅強迫他往家里寄更多的錢，還為了在親戚那里耍面子對他提出各種無理要求。
有親戚去市里看病，父母就大包大攬，讓他們直接去找王永強。他們甚至要求王永強將親戚家的孩子安排進蘇州大學。
因為在他們心里，大學生很牛，而研究生無所不能。
王永強搪塞，他們說他找借口，王永強拒絕，他們罵他白眼狼。
王永強的命運，被寒門父母和親戚們安排得明明白白。王永強雖然厭煩，但依舊盡力而為。
因為足夠努力，王永強在研究生畢業后，又考上了北京中科院的博士。離開蘇州的時候，他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在北京，他目睹了更廣闊的天地，遇見了更優秀的人，而這些所見所聞，讓王永強愈發地堅定要在學習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再后來，他進入了北大的博士后。
在那里，他遇見了喜歡的姑娘，姑娘是教授的女兒。面對這份喜歡，王永強是篤定而怯弱的，篤定的是愛的美好，怯弱的是拿不出手的家庭。
幸運的是，女孩很主動，最終，日久生情的兩人走到了一起。待到談婚論嫁時，父母卻強烈反對兩人的婚事。因為他們想把王永強拴在自己的身邊，隨時召喚。
為了這門婚事，王永強和父母鬧僵了。婚禮當天，只有王永強的舅舅來參加婚禮。
見生米煮成熟飯，王永強的父母急了，他們主動給王永強打了電話，不是送去祝福，而是提出了硬性要求：全家人的生活費都得由王永強出。
王永強同意了。但沒想到的是，父母三天兩頭變著法的要錢。但王永強也有自己的日子要過，無奈之下，他只能一邊瞞著妻子，一邊偷偷給家里打錢。
再后來，父母要求王永強給他們買房子。
慢慢的，王永強也累了。碰巧單位有去日本交流學習的機會，王永強就報名了。
毫無懸念的，王永強的父母又成了攔路虎，但當王永強告訴他們去日本年薪高，可以多給家里打錢時，父母便不再說什麼。
但奇怪的是，去日本的第三個月，王永強便像變了一個人，父母打電話要錢時，他不再溫順，而是直接掛掉電話。
再后來，王永強變戲法似的人間蒸發了。
一個人的內心，從怨到恨，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在日本留學的王永強原本只想逃離父母一段時日，沒想到的是，父母卻不肯放過他，還跑去和老丈人說三道四，提各種無理要求。
因為這些瑣碎的事情，他和妻子開始爭吵，妻子知道的越多，兩個人吵的越兇。
最后，兩人失婚了。
離了婚的王永強開始因怨生恨。從掛掉父母的電話，到不接電話，再到注銷中國身份跑到美國亞特蘭大，王永強沒有半點猶豫。他想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徹底道別。
龍應臺說：「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但是家可以更寒冷。」
當一個家的重點不再是親情，而是索取，家便不再是真正的家。
也許，如果不是王永強的母親郭老太病重，把兒子曝光在網絡中，大眾便不會有機會行使輿論的權利。
但即便王永強被架在輿論的風口飽嘗四海八荒飛奔而來的唾沫星子時，王永強依然沒有妥協。
因為已經充分享受過自由的人，不會再選擇把自己放在絕望的夾縫之中。
當王永強很小時，他的父母是他獲取愛的唯一來源，他與父母因血緣而被深深地綁在一起。
但可惜的是，王永強仿佛沒有鄭重其事地被愛過。
因為王永強的父母很窮，他們的思想很窄，面對生命中唯一的救命稻草王永強，他們只會緊緊地抓住，無度地索取，直到他窒息，逃跑。
所以，王永強與父母之間，是一場完敗的親子關系。 面對王永強的逃離，我可以理解，因為我不能保證在同等的境遇之下，我能比他更完美。
但是，對于王永強的決絕，我覺得有所欠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當王永強的母親在病危時對著電話一遍一遍地說「強強，我想你時」，她也許真的只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終有一天，王永強也會終老，當他躺在床上，回想起母親時，如果抱有遺憾，那將是巨大的痛苦。
「所謂父母子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訴你，不必追。」
真正好的的親子關系，是孩子足夠強大，父母不必追，而不是孩子足夠硬氣，父母追不上。
愿我們年輕時，有父母做后盾，有使勁跑的無畏；終老時，有孩子在回頭，有不必追的豪氣。
